大家好，我是兰台。
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清世宗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期间，清朝官场的贪污风气问题。
很多人可能因为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的影响，认为雍正帝在位时强力反腐，整顿吏治，清除了腐败，使得那个时期成为了清朝官场最为清明的时期。而事实上，这种看法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解。通过仔细梳理史料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雍正帝的治理重点并不在反腐，而是清理朝廷的财政亏空。
换句话说，雍正帝最关心的是如何补齐地方积欠中央的钱粮，所谓的“反腐”，其实更像是清理财政漏洞的副产品。而且，对于那些在清理亏空中表现出色的官员，尽管他们贪污腐败，雍正帝也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接下来，我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一下，雍正帝执政期间，清朝官场贪腐的情况。
关于雍正朝的官场风气，朝鲜王国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视角。每隔几年，朝鲜会派遣使团前往北京进贡，期间他们会观察清朝的民风和社会情况，并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报告，反馈给朝鲜国王。正是这些朝鲜的史料，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窥探到当时外国使臣眼中的雍正王朝。
比如在雍正十年，朝鲜使团的书状官韩德厚在日记中批评了从鸭绿江一带开始，沿途的清朝官员竟然向朝鲜使团索要贿赂。书状官在使团中地位较高，通常由朝鲜王国的正四品或正五品官员担任，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清朝沿途的官员打交道。
展开剩余81%韩德厚在日记中提到，沿途的清朝官员不仅索贿，还会拿走本应提供给朝鲜使团的物资：“大抵北方官员的贪污风气愈演愈烈，从栅门、凤城、沈阳到山海关，都有官员向朝鲜使团索要贿赂物。所谓迎送官、通官，不仅索取无礼，还将应给的物资偷偷盗卖。”这些“豪宅”和物资，在他们的手中竟然以三倍的价格卖给朝鲜使团，使得朝鲜使节非常愤怒。
有趣的是，雍正帝曾下令要求沿途的官员要善待朝鲜使团，为他们提供免费饮食，并修缮沿途的驿站。但这些命令的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，沿途的官员依然按高价出售物资，甚至要求朝鲜使团为一块修复过的土石支付高额费用。韩德厚也抱怨说，朝鲜使团在此行中为了应对这些贿赂，最终支付了约3000两白银的费用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这只是东三省的个别现象，不能代表雍正朝的普遍风气。然而，事实上，根据朝鲜使节的报告，索贿最严重的反而并不是这些地方官员，而是清朝中央的官员。
例如，雍正帝将朝鲜事务交给了内务府总管金常明处理。金常明出身朝鲜勋贵世家，深受历任清朝皇帝的信任，因此朝鲜使节也常通过他与清朝联系。然而，金常明的行径在朝鲜使臣的报告中也显得十分贪婪，每次处理事务都要求支付数万两白银的贿赂。他甚至明言，“要平事，至少需要数万两银子，才能达成您的请求。”
不仅如此，雍正帝最为信任的怡亲王等满蒙王公大臣，也通过金常明向朝鲜索取马匹和特产，这使得朝鲜使节对清朝的贪腐风气产生了强烈的不满。他们认为，雍正帝爱钱，因此清朝官员几乎无一不贪。
有资料显示，雍正帝在位期间，普通百姓对官员的贪污非常不满。比如在雍正六年，北京周边的百姓纷纷抱怨，认为官员贪得越来越过分，尤其是地方官员，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反而对百姓进行更加严苛的搜刮。
雍正帝的去世令朝鲜使臣感到一丝希望，他们认为清朝即将灭亡，原因之一正是由于雍正朝贪污风气的泛滥。韩德厚甚至直接表示：“贪污成风，官员征利，贿赂成行，廉耻全无。”
有人可能会认为，朝鲜王国由于心怀明朝的余韵，所以对清朝的官场风气有所夸大。然而，通过一些清朝史料，我们也能看到雍正帝实际上并不太在意官员的贪污问题。
举个例子，雍正朝有一位大贪官杨文乾。他在雍正即位后迅速升职，从康熙时的四品官升至三品的按察使，甚至被调任广东巡抚。然而，杨文乾并未收敛，他在广东巡抚任上贪污了三十万两白银，手段极其猖獗，私设海关收税，并贪污了大量的海关税银。尽管他的行为被揭发，雍正帝只给予了口头上的训斥，并要求他悔改。更离谱的是，雍正帝竟然任命他为福建的清理亏空工作负责人，让他继续参与财政清理工作。
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，雍正帝对于自己的宠臣和信任的官员，即使他们在职务上滥用职权，贪污严重，依旧宽容待之。例如，陕西的知县徐耀在被判死缓后，依旧因为岳钟琪的庇护，被调任到河南继续担任职务，最终还继续贪污。
雍正帝的管理方式显得极其随意，他对自己的亲信和贪污者往往采取宽容政策，只要他们“能为”他补上亏空，其他问题便可忽略。
而对于一些地方的“火耗”问题，雍正帝允许地方官员采取“耗羡归公”方式弥补亏空，但尽管他亲自设定了具体的上限，地方官员却普遍越权执行，征收比例严重超标，最终形成了普遍的贪污风气，尤其在四川，直到清朝灭亡，“余平银”项目依然存在，成为地方官员的特殊福利。
从这些历史资料来看，雍正帝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如何弥补亏空，而官员是否贪污似乎并不是他最关注的问题。朝鲜使臣所言“无官不贪”确实有其可信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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